大约是1979年左右吧，除了电影这个好东西外，忽然知道世上还有个好东西叫电视。
一天晚上，我爸神神秘秘地带我们哥俩去单位，说去看一个小“电影”。那年代，在电影院之外的地方看电影很正常，单位的俱乐部、食堂甚至露天广场都可以放映电影。但那天晚上，我们却进了办公楼的会议室，多嘴的我还问呢，不是要去看电影的嘛！
像对暗号一样，敲会议室的门几下，里边的人知道是同事，就出来开了门，见身后没别人就把我们放进去。里边没开灯，但坐着的每个人脸上都是淡蓝色的惨白，扭头好奇地看我们的样子，都像是恐怖表情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我们摸着黑在挤挤的人群中，一步一步蹭过去。没有空座位了，我爸熟门熟路地把我们安顿在窗台上。坐定了才注意到大家都在神神秘秘地看着一小方画面，果然是小电影！
之所以神秘，并不是偷听敌台——我们东北是可以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，也不是看黄色A片——那年代还不知道人类可以那样活，而是因为电视机在边陲小城是新生事物，如果不偷偷摸摸的，会有家属子弟带来外单位的人，会议室可装不下那么多外人！
第一次看的啥节目完全不记得，因为那电视画面一片雪花，噪音非常大，在实木的机壳里发出共鸣的闷闷声音。我坐在会议室尽头的窗台上遥望，完全没有任何乐趣可言，而且满屋子老爷们还时不时吸烟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唯一的满足是第二天可以去学校吹牛了。很多同学压根不知道电视是何物，只有家长是在大单位机关工作的干部才有可能知道。他们的父母都是工人阶级，怎么可能有机会进机关楼呢！
第二次看电视是个周末下午，早早吃完午饭就穿好衣服等着了。我爸这人特磨蹭，手里有无尽的家务供他“勤劳”。最后在催促下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放下让他着迷的活儿。
到早了，而且是白天，可以仔细地看清电视机模样了。
被尊贵地放在一个专门制作的大文件柜里，柜门肯定要上锁！找了俩科长才要来钥匙，打开柜门，揭开蒙着的绛红色天鹅绒布，神秘的电子管电视机显露真容，是个巨大笨重的方盒子！
拧开开关键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遥远地传来呲呲呲的电流声，然后灰白色的屏幕哗哗哗地沸腾起来，开锅一般。忽然弹动一下，忽地就亮了，在霰雪纷飞一般的画面上，是一个圆形的古怪的同心圆，各种不规则的方形和圆形，正中显示读秒的电子表，这是节目正式开播前的信号画面，供电视用户调整天线，对焦画面准确度的。我们就眼巴巴地盯着那个静止不动的画面，倒计时读秒13：55:38，一分一秒地盼望14点整正式开播。
那天下午的节目其实很乏味的，但我实在是太记忆犹新了：是中央音乐学院包桂芳教学组学生毕业演唱会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个高贵神秘洋里洋气的学府，第一次看到比一张大双人床还要大的大三角钢琴，第一次看到演奏钢琴要扭头愰腚前俯后仰，第一次看中国音乐女教授是个矮胖子，第一次看学生装扮成白雪公主用外国话唱花腔女高音，第一次看新中国女青年穿着白色袒胸露背的婚纱——简直是太震惊了！
回家就迫不及待地跟我妈描述，中国人穿外国衣服化浓妆像英国电影《孤星血泪》里那样。天啊，我现在还能记得她们有唱《音乐之声》里的插曲孤独的牧羊人，雷欧的雷欧的雷哎欧！还记得一个姑娘半张脸都是大张着的嘴，唱有个姑娘最爱笑啊，啊哈哈哈哈哈哈她可真爱笑啊！那是第一次听到花腔女高音啊，声音已然扬到了极高处了，还要哈哈哈哈哈地弹跳若干次，就像喝水呛到了一样。最后落下时又果断地收尾，停妥了又再次扬起一点点。跟后来看到体操运动员跳下鞍马时，本已蹲下去稳住后再骄傲地挺起身一扬手那样。
此后的日子，每到晚上或周末，潜入大单位看电视就成为日常活动。
我们就那样看了国产的《敌营十八年》、美国的《加里森敢死队》和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、日本的《望乡》，其实年纪太小完全看不懂也记不住剧情，也因为画面根本就看不清楚（屏幕是灰白的一片雪花）。但喜欢的是那种仪式感，领着农村来窜门的表哥去看电视开眼界，一种我们城里人才有的生活方式！
后来，一些小破穷的单位，比如运输公司、机电科之类的，也都有了自己的电视机，可以就近去任何一个单位蹭电视了，也不用缠着家长陪同了。为了看电视，我们跳过围墙，爬过大铁门，钻过垃圾道，看的电视内容其实半大小子们有兴趣，我们小孩子只是喜欢这种天黑后外出的冒险而已。
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晶体管电视机出现，并迅速走进家庭，这种跑单位蹭电视看的历史也就结束了。那一茬电子管电视机陆续被单位贱卖给职工个人，后来知道这些笨重的电子管电视机甚至是苏联产的，也是从大城市淘汰到我们这边远小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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